VC系列：一个工程师眼中的风险投资家
  
本文作者Nick Tredennick是一名美国工程师，他与VC打过十多年的交道，爱恨情仇，
皆体现于文中······


我第一次跟风险投资家（VC，venturecapitalist）打交道是在1987年，当时对他们的
印象不是很好，但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却发现了创业公司暴露出的很多普遍性问题
。自那之后，我参与创办了30多家公司，做过创始人、顾问、工程师、管理人员以及董
事，那比过去仅仅充当“媒人”（为做技术的工程师与有钱的风险投资家结成“姻缘”
而“穿针引线”）要复杂多了，在从事这个行当的过程中我自然也形成了一些观点和看
法。

现在，很多书和文章都在称赞甚至歌颂VC，但我在这里想从一个工程师的角度谈谈对VC
的认识，或许这篇文章看起来有些诽谤VC的意味，但我并不是故意戴上有色眼镜去评判
他们的，我只是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感受，我也并没有试图去改变人类的本性而希望他们
改变自己的风格和原则。

实际上，工程师是属于弱势群体的，VC知道如何对付工程师，但工程师并不知道如何对
付VC，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VC就是利用这种优势“欺负”工程师的，他们的目标
是将风险基金投资者和自己的回报最大化，而不考虑工程师的利益。但工程师也有自己
的强项，他们是解决技术问题的高手，如果在此基础上再了解一些操作风险投资的知识
，他们就可以得到相对公正一些的待遇，但我不会在这里提供详细的办法，那些内容足
够写一本书了，我在本文中只是想唤醒工程师，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


看清VC的本质

VC是联系富有的投资者和技术人员的桥梁，一般情况下，工程师在创业初期都需要求助
于VC，那是吸引投资最直接、快速的办法。别的选择当然也有，例如，你可以依靠自己
原来的积蓄，但你很可能没那么多的钱；你也可以找朋友或家人集资，但那是以友谊和
亲情为风险的；你也可以寻找“天使投资人”，但那可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时间成本
相当高。

VC相互之间联系很密切，他们有自己的交际圈子，并且还比较封闭，事实上，如果没有
私人推荐或介绍你是很难受到VC青睐的，希望VC从成千上万份商业计划书中看中自己的
想法是很天真和幼稚的。


VC不会签署保密协议

如果你认为VC非常守信用、不会泄露你的任何秘密，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傻瓜，告
诉你吧，VC绝对不会跟你签署任何保密协议，在跟你打交道的过程中VC始终处于有利的
地位，他们可能很喜欢你的创意，但却想资助别的人去做。我至少有两个朋友在跟VC接
触的过程中受到了欺骗，VC跟他们谈崩之后拿着他们的创意资助了别人。

第一个例子是明显的剽窃行为，我的朋友约翰起草的商业计划书中很多内容竟然被复制
到了VC资助的另一份计划中，约翰起诉了那家风险投资公司，最后赢了官司，获得了一
些补偿和精神胜利，但却彻底失去了生意，而剽窃了约翰创意的那家创业公司后来上市
了，融到了一大笔资金，给VC赚了很多钱。约翰的遭遇还不算很糟糕，更多的情况是，
企业家根本就没有时间和足够的证据去起诉VC，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拿自己的东西去赚
钱。另一个朋友彼特也被VC坑了一次，他跟几家风险投资公司打交道时，有一个VC多次
派专家到彼特的公司考察技术情况，彼特从另外VC处获得投资之后却发现，那家投资公
司让他们自己的专家推出了同样创意的项目。


VC喜欢跟风

现在的电子科技产业越来越像时装和玩具业，时尚成了非常巨大的驱动力，各种各样的
新编程语言、设计技术层出不穷，就连高科技公司赚钱的商业模式也曾经一度走时尚路
线。其实，VC是最疯狂的时尚追星族，什么热门他们就追什么。如果一家大名鼎鼎的风
险投资基金投资开发一种可配置的电子织布机，那么别的VC也会跟着投钱。VC喜欢随大
溜，某个领域要么就是得到很多投资，要么就是得不到任何投资。如果你很擅长在时尚
的潮流中轻舞飞扬，那么得到VC投资的机会就非常大，但如果你的创意过于新颖而显得
太与众不同，那你得到投资的难度就非常之大。


VC不懂技术

一般来说，VC并不懂技术，尽管有的还是学工程毕业的。拥有工程学位只是一个起点，
如果你设计并制造某种产品，你就会成为工程师，如果你从事职业方面的工作，你就可
以成为一名管理人员或风险投资家。硅谷的VC技术背景是最好的，你的公司离技术产业
中心越远，投资者就越不注重技术含量，他们是以钱为中心的。

如果VC看不懂你新奇的创意，那么他们就会抛弃你，他们主要关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
如跟技术不太相关的营销策略和增长预期等。


专家不专

如果VC对你的创意很感兴趣，他们至少会派一名“专家”对你的项目进行评估，别以为
这些“专家”很牛，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前沿的技术细节。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创业公司，该公司对设计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使用可编
程逻辑器件实现，以线速度工作。线速度就意味着没有缓冲，不需要对数据进行存储，
所以就没有必要使用微处理器和IP地址，安装简单，管理也简单，但这跟专家们以前见
过的防火墙实现机理太不一样了，即使可编程逻辑器件公司也不懂这是怎么工作的，在
他们看来，不用微处理器和IP地址去设计防火墙就如同制造没有引擎的汽车一样荒唐。
很显然，这家公司没有得到投资，创始人不得不回大公司工作去了，这个结果对谁都不
好，产业界少了一项创新，技术进步也被耽误了。


VC不承担风险

VC被翻译成“风险投资（家）”，所以一般人都认为VC在投资时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风险可承担。VC创建投资基金主要是为富人管理钱，出于对投资
者负责的基本原则，他们做投资决定时也都非常谨慎，几近于胆小般的保守，一家大型
投资基金在对一个项目做大额投资时，必须确保它的创意非常之好，并且有过成功的先
例。一般来说，VC很注重以前的历史记录，他们喜欢那些赚过大钱的团队或创意，这就
如同好莱坞宁愿制作一些成功影片的续集也不拍摄新的原创电影。

VC创建投资基金之后，对出钱的投资者收取管理费以及“分成”，分成一般是投资获利
的20-30%，这就决定了VC从事的是几乎稳赚不赔的买卖。投资基金一般会投资好多个不
同领域的公司，所以风险也被分散了很多，有时VC还是创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以从
投资的公司中获得股票期权，这样一算，VC基本上没有任何风险。

有钱的投资者倒是承担了一些风险，虽然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结构风险可以降低很多，
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消除。真正承担最大风险的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工程师，他们为
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脑力劳动甚至感情，成功了，VC得大头，失败了，自己几年的
心血就会付之东流。


VC出手很阔绰

假如你的公司需要很多钱，比方说是1亿美元，那么你比具有同等回报率只需要100万美
元的公司获得投资的机会就大，因为那些管理几十亿美元资金的投资基金比较喜欢大项
目，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和人手去管理成百上千个100万美元的小项目，甚至连500万的
项目他们都不屑于做。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你只需要几百万美元，得到投资的机会就
比较小。 (海归论坛 www.haiguinet.com)

串通一气的VC

对于项目的评估和定价，VC们会经常互相通风透气，他们经常搞聚会，讨论一些侯选公
司的投资以及定价，定价主要涉及股票总股本数和价格，这些都会在VC给创业公司的“
条款单”中表明。VC遵循自动优化的原理，他们不会在某一产业的特定领域投资六七家
公司，一般只会将投资目标个数限定在两三个之内，一方面防止自己的利益集团互相竞
争，另一方面要确保个别企业取得成功。这样做当然有很多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
限制竞争从而限制了创新活动，减缓了技术进步。

而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充满竞争的环境可以培育更健康、更有活力的生物体，对于当
前的高科技产业来说，竞争也是非常有益的“基因突变”，竞争减少只会造成死气沉沉
的局面。例如，在硬盘领域，在41家公司在争夺市场份额，硬盘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
非常明显，相比较而言，只有三家主要制造商竞争的软盘领域几乎是停滞的。我倒并没
有谈论市场大小或市场机会（硬盘业务相比于软盘业务），我只是在说竞争和创新速度
之间的关系。 (海归论坛 www.haiguinet.com)

VC不会明确说不

如果VC对你确实感兴趣，请放心，它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最后还会给你一张支票，但
如果它对你不怎么感兴趣，你就不会得到答复。长时间的沉默就意味着拒绝，VC很狡诈
的，他们不会明确对你说“不”，那样就相当于鼓励你再到别的地方找钱，对VC来说自
然不好，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你一直在吊在一棵树上。VC有时还抱着“等着瞧”的态度，
因为时尚是经常改变的，技术人员也会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产品，或许下一年你的提案会
更好一些。此外，VC还想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启示，将创新的思想添加到其他创业公司
的计划中去。

如果VC知道你还有其他选择，他们往往会这样欺骗你：“我很想跟你做这笔交易，但我
需要一些时间再找些合伙人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便于得到专家的意见。”“
我们非常希望对你投资，但现在我们正在清算一个5亿美元的基金，那会占据我们所有
的时间。”“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吧。”

而一旦你没有别的选择之后，他们就掌握了操纵你的主导权。

VC收养的“宠物”

在VC眼中，“宠物”就是“派驻到创业公司的执行管理人员”。很多风险投资公司都储
备有大量的管理人员，即使没活干的时候一个月也可以拿到一两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一
般的工程师来说还是相当高的，但只够他们这种人在圈子应付饭局用。“宠物”在管理
创业公司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平时主要是做顾问。当VC准备向你的公司投资时，他们
的“宠物”会详细盘问你公司管理团队的经验，不用担心你的团队不够好，VC会再给你
配备必要的人员的，他们会给你派一个新的CEO，把你们原来创业的那帮哥们全换掉。

你的创意，你的工作，他们的公司

一般来说，VC派来的CEO会得到10%的股份，指派的董事会成员每人也会有1%的股份，整
个公司技术团队最多只能得到15%的股份，剩下的全归风险投资公司，以后再追加投资
时公司技术团队的股份还会被进一步稀释。VC控制着创业公司的董事会，他们可能一个
月或一个季度到公司参观一次，听公司管理人员做报告，发布指示，提供建议，以及收
走一些个人股票期权（唯一可能例外的是CTO和主管技术的副总裁）。总之，VC控制你
的公司，你和其他的工程师只有干活的份儿。

我曾认识一家公司，它在一年前得到了一笔估值不错的投资，该公司当年业务增长迅猛
，开发出了新的产品，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目标，同时也按照计划花掉了所有的钱。
它后来又需要钱的时候，投资环境已经变了，去年的主要投资者不愿再对该公司股票进
行“定价”，也不愿“率先”做下一轮投资。“定价”是对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进行评
估，如果把公司看成是一个馅饼，就相当于把它分成很多个小片（股票），一个投资者
“率先”对下一轮中的一大块股份给出价格，其他投资者也跟着他出价，到头来，工程
师只是VC手中的玩具。最后的结果是，在后一轮投资时这家公司价值评估只有去年的三
分之一。

后来投资者又准备撤资，于是要求对前一轮投资重新谈判，他们说，“鉴于这一轮估值
比较低，我们觉得上一轮估值偏高了，所以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股份以弥补上一次投资
时的损失。”假如是企业家做假了，那么对上一轮投资进行重新谈判是合理的，但问题
是，他们执行得很良好，不过，VC可不管这些，他们想反悔的时候就可以收回以前的承
诺。

再想想另一种情况吧，假如工程师处于有利的地位，VC就会经常这样说，“考虑到市场
发展状况，你的创意显然比我们刚开始预想的更有价值，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将上次投资
所得的股份返还一半给你们。”

但可惜，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企业家属于弱
势群

工程师是价值的创造者

VC善长玩资本游戏，但不懂技术，企业家懂技术，但没有钱，每个创业公司的技术都有
自己的特色，但资本知识却适用于所有的创业企业。VC并不关心某项技术，他们捕捉机
会只是为了赚钱，所以VC运做资本时往往并不注重有价值的技术，例如，一年前VC发了
疯般地抢着给互联网公司投钱，但今年他们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使你能制造出星球
大战的运输机，他们也可能对你没有兴趣。

这不是技术或个人问题，而是金融问题，在VC看来，工程师以及他们的创意只不过是商
品而已。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压榨技术团队，因为他们能，而VC觉得那样做是在履行其为
自己和基金投资者创造最大利益的责任。

但实际上，工程师不是商品，减少工程师的股票份额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士气受挫，生
产力就会受到损害，最后他们走人，公司完蛋。

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电子产业革命是工程师而不是管理人员所创造的，VC可能很不
欣赏这一点。摩尔定律和技术天才的智慧是电子革命的驱动力，对产品需求的巨大市场
则积累了足够的动能，这股力量使如此之强大，以至于管理人员的决策根本无法影响电
子革命前进的步伐。

说到底，一句话：工程师是财富的创造者，VC只是受益者。

解决之道

创造未来的工程师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现在他们却还没有，要改变这种状况，我有
三个建议：

首先，富有的工程师应该考虑投资创业公司，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自己应得的股份。你不
一定非要像盖茨那么富有才行，只要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净资本，或者收入能达到最低
限制，就可以成为“资格投资者”而参加创业公司的前期投资。现在，百万富翁俱乐部
的会员越来越多，很多工程师都挤身其中了。

如果你是一名资格投资者，最好做创业公司的的天使投资人，对其提供种子资金或做前
几轮投资，但要把握自己的投资力度，如果你赔不起太多的钱，就少投一些，因为早期
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创业公司需要你的钱，更需要你宝贵的建议。资本充裕，创业公
司增多，技术进步就会加快，创造的财富也就会相应地增加。创造的财富并不仅仅指赚
钱，同时也反映在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上，当然，那是题外话。

第二，工程师应该联合起来结成风险基金。创业公司需要很多天使投资，更需要组织良
好的天使投资基金。我很希望看到工程师运做几十个1亿美元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他
们主要在种子期和下一轮（A轮）进行投资，提供原始资金和建议，并接受专业财务人
员的指导，他们将代表一股区别于传统风险投资公司的新生力量。

第三条建议是，我非常希望看到一家工程师运做的公共风险投资公司，它向公众出售股
份以募集资金，然后把募集来的钱用于投资创业企业，并不一定只有钱人才能玩投资，
只要购买股票，任何人都可以投资创业企业，这样的公司更了解技术和工程师的需要，
投资效果也会更好。

今天我们回放此项改革的决策背景和过程,是因为与10年前此项改革设计,实施时的情 势相比,今天中国深化改革与完善体制的国内外背景更加复杂,改革和发展的难度更大.当 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大局,寻找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口,着手完善已初见轮廓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时候,汲取过去一些重大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实施前夕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人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 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 整个财政收入比重迅速下降,中 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 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 要国家财政投人的国防,基础研究 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 国务院痛下决心,一场具有深远影 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 幕.

 

囊中羞涩的财政部长

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就 像家庭理财一样.收支是否平衡 花费是否超出全年的收入 下一年 度怎样安排支出等等.财政会议就 是一个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要参加 的对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汇 总,判断和作出下一年度财政预算 的会议.
1991年的全国财政会议,给 一位刚到财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 深刻的记忆.当时的财长是王丙 乾.这位工作人员说,每年财政会 议的主要议题是做下一年度的财政 预算,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第 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安排不了, 有一个大的窟窿,因为前一年税收 只有2970多亿元,很多地方非常 困难,又赶上贵州遭遇大灾,中央 没有钱给地方.王丙乾出于无奈; 要各省作"贡献",从1000万元到 1亿元不等.
财政会变成了"募捐"会.一 些财政厅厅长对王丙乾说:"跟我 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 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 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 王部长难过,那时期财长非常可 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回忆说.
"反目"有没有道理 有!比 如广东,依据与中央签订的财政大 包干"契约",每年上交中央财政 22.74亿元,递增9%,再要钱就超 出"合同"范围.但是,让财长下 不来台的是,原以为由于中央给了 广东很多优惠政策,就连关税都留 给了广东,中央财政遇到困难,要 点小钱会如此不给面子.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 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 "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 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 楚,名为"借",实为"取",就是 要地方"作贡献". 财政会议还向地方"压"税收 指标,压不下去预算盘子就定不下 来,中央财政下一年度就无米下 锅.因此,在财政会议上"罗圈 架"打得不可开交,税务局长跟财 政部"打",地方财政厅厅长也跟 财政部长"打".税务局说:我们 收不了这么多,财政部坚持不让 步.当时,几乎所有省份对中央下 达的税收指标提出异议,特别是富 裕地区.
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会议一开 就是半个月到20天,会上不是认 真总结财税工作,变成人们为"领 任务",分税收"指标"而争执不 下的会议.
1992年,刘仲藜接任王丙乾 任财长.在工作交接时,刘仲藜拿 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老兄, 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 来的 他最懂前任部长的苦衷.
刘仲藜感慨地回忆:"那几年 实在太困难了."他把国库的报表 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 朱镕基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财政 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 亿元左右,其中,中央收人1000 亿元,地方收人2500亿元,中央 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 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 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刘仲藜向 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借钱,朱镕铸基没有答应.

 

中央财政难以为继

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 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 十分紧张:
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 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 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去掉出口退 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 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15.l%,上半年达到14%,比 1992年GDP增长12.8%高出不少. 财政收人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 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 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 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 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 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 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 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 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 40%,而1993年上半年为19.5%, 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 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 人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 少.在朱镕基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 能到银行透支之后,刘仲藜第三次 找朱镕基,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 钱,自然又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 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镕基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如果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 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 听".
保证国家必要的开支成为燃眉 之急.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 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 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 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 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 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人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 出却占50%多,收支明显有差额, 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 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 900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 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 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 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 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人比重都在 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 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 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 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 必须调整过来."

 

"两个比重"下降的严重后果

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 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一199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 9.5%.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 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当 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 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 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 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 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人占GDP比重 不断下降 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 整个财政收人的比重不断下降 是 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 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的 地步 在财税部门工作41年,已 经卸任的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认 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 结果,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 没有增量.
他说:"在分税制改革之前, 我们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 不稳定的状态之中.1993年之前 的40多年里.变动了不下15次, 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 年."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 分为收人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 额分成加增量分成,上解额递增包 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 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 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 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上海和 北京可见一斑.上海实行的是定额 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 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 央财政,65亿元留地方财政,每 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 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 间,年年财政税收人是 163亿元一165亿元之间, 一点没增长.对北京采取 如是收人递增包干分成模 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 4%.5年之中,北京每年 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 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 98亿元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 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 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 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 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 难.同时,地方承包之后,有这样 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 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 不拿了吗 于是出现了"藏富于企 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 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 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 用.最后,虽然生产迅速发展,而 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 此,中央收人被"包"死了, "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 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 过得多.
项怀诚说:"一个市场经济国 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的, 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 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我们国家当 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 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 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 如何改 怎么改 更不知道未来的 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 始打"费"的主意,刘仲藜说:到 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 "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 10%(整体约100多亿元), 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 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 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 "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 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 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 措施.

 

方案初定,体制创新的艰难跋涉

 

制度创新的时代环境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层 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 略举措.尔后,所有重大改革与制 度创新,包括分税制的改革,都是 出自这一战略举措实施形成的改革 和发展环境.
分税制改革从提出到最后出 台,历经八载.1987年中国高层 就有搞分税制的动议:1987年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报告, 极为简要地提到,要"在合理划分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 实行分税制".
刘仲藜说起了这一段往事:当 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 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提出 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 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 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 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 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 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 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199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 李鹏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 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 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 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同 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 体制方案.
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 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登堂入 室,分税制被再次提出.1992年党 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 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 天津等九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
项怀诚说:"1992年召开的 中共十四大是标志性的.从改革的 角度来说,在这次大会上,以小平 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 论;***同志阐述了我们国家体 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一次在党 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 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 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的共同意志.今天我们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天天挂在嘴上, 但是当时提出市场经济改革,却是 有划时代意义的."
项怀诚回忆说,1993年5月, 中央成立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 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是5月30 日,***同志到小组作了关于 10条意见的报告.***同志讲 了10个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文 件的最后形成就是这10个问题, 其中只有一点调整.
***同志在讲话中说:"实 行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 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收人 比例,目的是理顺经济关系,使经 济活动规范化……,财税体制和金 融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要求,既符合国际上的通常 做法,也考虑了中国的特点和具体 情况,这样做,有利于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处理中央 和地方的关系时,中央要考虑地方 的困难,地方要树立全局观念,全 局照顾局部,局部服从全局."
分税制改革被正式写进《关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议》,税制改革内容是这十个问 题里的第四部分第18条.可见,在 分税制改革的历程上,十四届三中 全会起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作 用.

 

挑灯夜战做方案

进入1993年,分税制改革加 快了进程.
1993年4月22日,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刘 仲燕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富关于财 税体制改革的汇报.
4月26日,中央领导又专题 听取了金龛关于税制改革的汇报. ***同志指示财政部要研究财政 与税收制度改革问题.他指出:现 在这种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 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一个国家 是这样搞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非 改不可的地步.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高层决策者已经下决心对"财 政包干.为特征的旧体制进行改 革.但是否采用分税制来重新调整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还不是很明 确,是否在全国全面推行分税制还 没有作出决定.
那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项 怀诚回到财政部传达了中央税制改 革的基本思路.依据指示,在"五 一"之前,成立若干个体制改革方 案起草小组,其中分税制改革小组 设在财政部.从那时起,方案小组 进驻黑龙江驻北京办事处.
首先是调查研究.为了制定出 有效的改革方案;他们开展广泛的 调查研究,掌握丰富而可靠的材料 与信息.财政部长刘仲藜,副部长 项怀诚,带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做 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并借鉴国外 各类分税制的经验.
与此同时,财政部开始搞测算, 搬出所有的数据,涉及到35000户 企业,相当于80%左右的国内税收. 在六七八3个月的日日夜夜,方案 小组先后作了40多套方案,处理了 几十万个数据,作了几千张表格, 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许多人每天在 电脑前工作20余小时.
经过日夜奋战,在7月23日 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之前, 拿出了第一个方案初稿.这一方案 初稿立即送到了***办公桌上. 当时***说:有的同志看了这个 方案,说你们搞集中收人,集中权 力,把地方的财力收上去,还不如 搞统收统支.我们总是要向前走, 绝对不会回到统收统支的老路上 去.同志们要有改革的思想,要了 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搞,财税 改革的原则是什么 现在的体制是 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 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的.
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到会,并 作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准备马 上成立财政和税制改革领导小组, 请刘仲藜负责,再请计委,经贸委, 体改委,税务总局这些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还要调一些熟悉 国内外财税制度,又懂得法律, 能够动笔头子的人来讨论,设同 计,起草财政税制改革方案."
朱镕基在参加会议的前一 天,已向***同志明确表 示,一个半月之内要拿出初步 方案,向中央汇报.
按照朱镕基的设想,8月 底向总理办公会议汇报,9月2 日拿出最后方案,9月3日向 中央政治局汇报.随后的两个 月,朱镕基带领有关部委到各 省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 细致缜密的测算;以确保1994年1 月1日分税制新体制的实施.

分税制改革方案的构思

分税制改革要兼顾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既确保增加中央财力, 又不损害地方既得利益,这就是中 央与地方"共赢"方案的设计目标.
设计增值税是这次改革关键的 内容.因为有三个理由,第一,增 值税是税制改革后最大的税种,占 整个税收比重的43.7%,占流转税 的75%.第二,增值税是稳定的税 种,所以要拿到中央.第三,在中 央与地方搞分税制之前,仅流转税 就有几百个,十几种税率.
朱镕基在听取财税改革汇报 后,提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税 种,其中增值税是最大税种.切入点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他 提出了"高,中,低"三个分成比 例,既"二八","三七","四 六"的设想,请方案小组算算账, 核心原则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财 政取之有度".
8月31日,总理办公会议上, 财政部拿出"高,中,低"三个测 算方案.在讨论时,只有个别人认 为,要借分税制改革之机中央多拿 一些,选择"高"方案,但大多数 人不同意;也有个别人同意"低" 方案."高","低"两个方案很 快就被否决了,更多的人倾向"三 七"开的"中"方案.最后交给中 央政治局讨论时确定分成比例为 75:25方案.但是1:0.3系数仍没有 确定.
定系数是激励地方的做法.以 一个基期年为基点,地方税收全部 返还,再给定一个系数返还.究竟系 数为多少合适 开始时,财政部倾向 接通胀率确定,朱铝基认为这样恐 怕不行,他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按中央财政的实际增收比例,系数化,指数化来确定,再次请财政部研究.
最后确定出l:0.3系数.怎么共享法 在1:0.3系数中,中央拿增量的0.7系数,地方拿增量的0.3系数,中央拿增量大头,地方拿小头.项怀诚说:"这就是模型.最后测算比例是52.5:47.5,达到了提高中央财力的要求."
分税制改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在承认地方基数全部返还的基础上,在下一年度的增值税返还基础上,再乘上一个增长比例返还给地方0.3,地方增值税的实际增长中 央拿走其中的0.7,中央多拿了一块 增量.1:0.3系数,时间越长地方拿 的越少,按照公式计算,最后趋于无限小,但是永远不相交.分税制实施十年后,现在地方已经拿不到1:0.3,现在大概只有0.14左右.
假定,1993年某省增值税上划3/4数字是10个亿,这10个亿 不动,1993年拿10个亿,返还给地方10个亿;到了1994年,这10个亿的增长速度可 能是10%,就是说实际收到 项目11亿,这11个亿国税局拿走了.给地方返还多少 按照 1993年基数10个亿乘上3%(1:0.3),增长1,给你0.3,因此返还给地方10.3亿元.中央拿走7000万元.
朱镕基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没 有损害,而且退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这就是分税制设计的"共赢" 方案:承认地方税收基数全部返 还,中央与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 分享增长增值税,按照l:0.3系数 返还办法激励地方增收.这三个原 则自从确定之后没有变更.自此, 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税制方 案出台.
应该说,这个方案并非是完美 无暇,但是已经尽量在当时客观条 件下做出追求最佳的努力.

地方谈判,南"征"北"战"十七省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 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 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 17个省,市,自治区,由远及近, 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
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 首先是充分听取各省同志的意见, 做调查研究,与省里认真细致地算 财政体制账,每到一个省,了解历 史上多次体制变更状况;另外按照 实施分税制后的10年,预测中央从 地方拿多少钱,占地方税收比重. 这种预测的结果,决定对分税制切 割线的确定.中央既可以拿到必要 的增量,又要考虑到地方的承受力.
与每一个省份谈判.中央的同 志晓之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 "理",动之以顾全大局向前看之 "情",千方百计说服所有省份拥护 分税制改革.
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原定的分 税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 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调整,妥协与让 步.但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 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一石激起千层浪

根据公共政策的制定规则,当 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的目标确定之 后,决策者必须要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其中之一就是要考虑人们之间 的利益关系,综合利益相关者的需 求和现实条件,预测目标实现的障 碍,最后的方案一定是经各方协商 的结果.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 全国财政会议上谈了党中央,国务 院对分税制改革的想法.这一消息 不胜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 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9月2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 不久,就收到了广东省委给中央 写的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 "包干".
广东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情沉 重地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 要不要实行 如果包干制取消,我 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 龙" 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 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 也不能干了.
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 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镕基那里领 工资.

情况果然与原来预料的一样.

受***总书记,李鹏总理的 委托,朱镕基要到一部分省区做解 释工作,"解释"的基础是要与每 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 的账.
1993年9月9日大队人马出 发,第一站是海口.为什么先到海 南 因为当时洋浦开发区举行封关 仪式,邀朱镕基出席.但是,朱镕 基并没有参加招待会,只是去开发 区看了看.参加谈判的有关人士介 绍说,朱镕基去海南不是主要目 的,他是冲着广东去的,因为海南 收入少,无足轻重,先到海南是为 迎接广东"谈判"的"练兵".
果然,两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 利.中央与海南都认为改革是必须 的,不能错过机会,而且也认为. 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 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影 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亿元.
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 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要 求.
海南之行虽然增强了信心,但 是朱镕基一行知道,"硬仗"在后 面.

 

广东谈判一波三折

朱镕基一行来到广东.刚刚落 脚,马上接见省委省政府领导.省 里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
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 东省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 地市委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据参加 会议的人介绍,朱镕基先向大家宣 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 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 志来广东,是受***同志,李鹏 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 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 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 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 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 账."
他详细给省委省政府官员介绍 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 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 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 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 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 分 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 分税制 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 实行分 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 所有人 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
9月的广州没有此时北京的秋 意,仍是那样闷热潮湿.北京来的 人全部住在绿树成荫的珠岛宾馆.
晚饭前,朱镕基把财政部部长 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 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 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 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 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 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地说: 看来分税制是搞不下去了,将来拿 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如果广东搞垮 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 们的罪状.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间 踱步.
地方司长对朱镕基说:"按照 已经修改的方案,广东账口径不 对,因此误差很大".因为分税制 已经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 25分成,并会给地方一个增长系 数,分税制中央会从广东多拿一些 财力,但是将营业税留给地方,也 会给地方带来相应的增量.朱镕基 要求他们当晚做出10年间两种体 制的测算账.
已经是凌晨1点,朱镕基还 等.做两种体制10年税收测算, 大大小小税种加在一起,非常不 易,他们一夜未眠,直到早晨开会 之前才算出来.最后测算的结果: 中央从广东所拿财力少了300多个 亿,但是分税制之后,蛋糕做大 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 长.朱镕基舒心地笑了,因为这样 就不会因此影响广东的开放和追赶 "四小龙".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广东进而 又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提出以 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他们认为.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1992年上半 年的事了,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 反映到财政收人上是1993年的事 情.假如以1992年为基数,小平 同志南方谈话成果都没有包含在 内,这怎么行 他们坚决要求以 1993年为实行分税制的基期年.
朱镕基心里早有准备.他来广 东之前请示了***,***决心 已下;搞分税制是中央的决定,不 能再讨论是不是实行分税制的问 题.朱镕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 只要广东同意搞分税制,分开征 税,这一条定下了,有些地方做些 妥协有好处,大家思想愉快,不然 改革搞不好.9月14日下午,在 内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对于广东 提出的四条,可以同意两条,否定 两条.
第一条,他们要求按1993年 做基数,我赞成.因为我们一再 讲,保证目前既得利益,这就是 1993年嘛.以1993年为基数,道 理上说得过去,当然中央少拿一 点.以1993年做基数,全国各省 都会欢迎的.
第四条,他们要求中央对重点 建设一视同仁.我说了,不仅可以 一视同仁,而且可以照顾.有人说 这是空头支票,但总不能叫我签字 画押啊.
第二,第三条不能同意.税制 改革,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 比例全国必须统一,广东不能另立 比例.第三条提出要按广东的收入 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这一条也不 能同意. 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减免 税再延长两年.
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朱镕基提出可以以1993年为基数时, 财政部的刘仲藜和项怀诚都不同 意.他们的理由也简单,第一,认 为只能以1992年决算为基数.因 为谈判时间是1993年9月,还有 3个月才作决算,数没有出来,以 1993年为基数,账不好算,到 1994年四五月份才能算清楚;第 二,有个很大问题是各个省要做手 脚,基数的东西历年来都是历史 的,从来没有预知的,将来式的. 1980年是按1979年底的电报数为 基数的,1985年是按1983年的决 算数为基数的.以前都是静态基 数,这次竟然弄出动态基数.
十年之后项怀诚还记得,朱镕基指着他说:"老项,你们财政部 不就是以基数治天下吗 你这些东 西我耳朵里的老茧都听出来了."
对刘仲藜,项怀诚来说,尽管 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还 是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 在面对最大的未知数,即广东到底 是否同意实行分税制改革.十年之 后,项怀诚说,我这人不是谦虚的 人,但是我还是钦佩朱镕基,他是 有政治魄力的.
第二天的会议上;尽管朱镕基 没有给广东最后的保证与许诺,他 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 数"的"个人意见",这已经让广 东喜出望外.到9月29日中南西 南十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央领 导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最后 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
真是一波三折.9月15日, 广东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 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镕基回答 说:"至于广东是否继续实行包干 体制,没有授权我在这里研究这个 问题,不能在这里计论包干问题, 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们搞 分税制应该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 退了".
最后,广东终于被说服.这 样,中央财政从广东拿回来的钱, 相当于在原体制下上交的两倍.让 广东高兴的是以1993年作基数.
事后,朱镕基在评价广东时 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 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 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 交给的任务.
接下来他们还是一个省一个省 地做工作.

 

上海同志"讲北京话"

从广东回到北京后,9月25 日朱镕基一行再启"谈判"之旅. 这次他们来到新疆阿勒泰.
对于中西部地区,除去财政体 制改革要达到集中中央财力的目标 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缩 小东西部财力差距.***同志在 西北地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说到这 个问题.当时,发达省份的不同意 见比较强烈,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一 宣布分税改革方案时,提出异议的 都是富裕省区.而给予中央最大支 持的恰恰是那些边远,贫困的省 区.他们希望中央富起来,"大河 有水小河满".
在新疆,朱镕基说,分税制改 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 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 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分 税制之后,中央财力可集中一些, 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也可增加,但是 目前还不行.税制改革,全国必须 统一,你们提出的增加增值税,消 费税的分成比例,这些要求一概不 能接受.税制必须统一,没有哪个 地区可以搞特殊.
原本以为西部地区都会支持中 央搞分税制,但是意外又出现了, 令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也没 有想到.1993年9月,***同 志召开片会,也叫六省座谈会,贵 州省长谈了分税制对贵州的影响. 出席那次会议的有***,温家宝, 曾庆红等.贫困地区不支持搞分税 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项怀诚接到 曾庆红的电话,连换洗的衣服都没 带,立即赶往北京机场,乘最后一 班飞机赶到会议地点.
为什么有些落后省份反对分税 制 这与当地的产业结构相关.贵 州一云南,广西均为'"烟酒财政", 这些地区长期靠小烟,小酒支撑, 当时已经决定对小烟,小酒征收消 费税,按照分税制的设计,消费税 增量100%归中央.显而易见,这 些地区是"吃亏"的.后来,中央 给了这些省份不同的照顾.
上海之行是愉快的.那几天项 怀诚与上海的徐匡迪市长和财税局 的同志,就上海的财政收支情况. 分税制方案以及相关的政策进行了 座谈,他们一起对了账以后,共同 确认了1992年上海市财政支出和 各项基础数据,对1993年财政收 人的预测也基本一致,对上海市上 缴中央财政的计算口径,以及分税 制方案和相关政策中的问题,取得 了一致的看法.项怀诚说:对账是 在充分理解,互相信任,彼此体谅 的融洽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基本的 共同点在于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来 贯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战略意图.对中央实行分税制,逐 步增加中央的财力,以便集中力量 办几件大事这个精神,或者中央有 了力量以后可以更好地支持中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的这个战略意图,上 海同志给予充分的理解.他认为, 上海市长期以来对国家财政做出了 重大贡献,上海市上缴中央的收入 居全国第一,实行分税制之后;中 央财政来自上海的收入仍然居全国 第一,所以上海对国家的贡献是非 常大的.
朱镕基对身边的人说,那几天 他"不干活了",因为他曾经在上 海工作过,他只是听听汇报,找人 谈谈话,不参与具体意见.离开上 海之前,他在大会上表扬了"上海 同志水平高".他说,吴邦国,黄 菊既充分代表了上海发展的利益, 又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维护大 局这个原则把握得好.他说:上海 同志们最后都是"讲的北京话", 讲得很好.

 

实施之初,排险闯关解疑难

 

难忘的1994年年初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 通,但这是一片无人探索过的海 域,是否险礁重重 1994年年初 分税制开始实施后,方案设计者和 执行者所面临的情形便是如此.
人们心中的担忧已经开始变得 越来越具体了:分税制方案是否算 无遗漏 方案中哪些地方还不够完 善 会有哪些不可预知的情况出 现 刘仲藜就是以这种心态度过那 一段日子的.
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分 税制运行之后,税收先入中央库再 分给地方,加上返还的0.3系数都 要等到年底.地方等钱用,刘仲藜 马上让地方预算司制定资金调度比 例,确定公式之后,中央按照收到 国库比例返还给地方.
他曾不无忧虑地对他的同事 说,分税制推行出去有三件事,如 果出现其中一件事,我这个部长就 得下台.他担心什么 第一,分税 制会不会推动通货膨胀 也就是设 计方案的税率比原来高了,企业肯 定要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第二, 如果税制不合理,不是刺激了生 产,而是打击了生产,经济增长会 往下走;第三,这种新的方法企业 不懂,尽管大规模的培训已经完 成,但税收征管人员懂不懂,钱是 否能够收得上来还难说.项怀诚也 说;直到1994年2月8日之前, 他一直睡不着觉.
刘仲藜说:"从方案来说我比 较有信心,从实际操作来说我非常 担心实际操作的人不懂.因为增值 税的计算和原来产品税不一样,也 因为是一边设计方案,一边培训人 员,所以我始终比较担心."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春节前的 时间里,刘仲藜经常到各地转一 转,商场,企业,只要有税收的地 方他都去,看看会计是否使用新方 法做账.看过之后地放心了.为了 预防意外,刘仲藜从中央银行临时 借款,借了120亿元放在国库里, 时限一个季度,他担心征不上钱来, 但是国家还要开支.项怀诚说: "到了1994年2月8日;我记得很 清楚,那天是腊月三十,一月份税 收数字上来了.一月环比税收增长 61%.我高兴得无法形容."
刘仲藜正在北京税务局检查工 作时得到这一消息.项怀诚对刘仲藜部长说;"部长,税收增长61%, 180亿拿到手了,我们可以喘一口气 了."
后来2月份,3月份,4月份 一直到12月份,每个月税收都在 增长,全年的税收增长了900多亿 元,从此上了一个大台阶.
项怀诚说,报表—出来他们马上 告诉了朱镕基,他的反应和我们不一 样,他没有喜形于色,所发生的一切 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到1997,1998,1999年,全国 财政收人每年增加l000多个亿.
从分税制实施至今,经过了 10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 长到20000亿元(2003年预计数 字),应该说分税制是成功的.

 

地方税收猛增慌了财政部

199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 比1992年增长39.9%.其中山东 增长39%,收入达到193亿元;江 苏增长45.3%,收入达220亿元; 福建增长 46.9%,达到110亿元; 上海增长32.3%,达到232亿元; 安徽增长32.8%;达到73亿元; 江西增长30.8%,达到66亿元; 广东增长56%,达到346亿元;四 川增长42.2%,达到201亿元;浙 江增长38.6%,达到l66.6亿元. 由于中央在9月下旬决定以1993 年为基数,9月份税收增长比前一 年高出60%,10月份增长80%; 11月份90%,12月份120%.
当时的顾虑现在被证实了,从 1993年9月份以后收入急剧上涨, 10月-12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多了 600多亿,当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 900多亿.
在几个月内,地方税收一下子 增长了50%-60%,财政部慌了. 按照正常情况,地方每年给中央财 政上缴增量200亿元左右.1993 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希望超收 300亿元.如果这些全部返还,中 央的算盘将要落空.地方在做手 脚 这里面有多少正常和非正常的 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以1993 年为基数;所有在1993年增收的 部分,最后都要返还给地方.
当时,财政部采取的第一个措 施是组织工作组到有关省市检查 1993年收入的真实性,试图通过 清理虚收过头税等途径挤干水分, 压缩返还基数300亿元.实际检查 结果并不理想.
为什么查不出来 地方保护主 义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而检 查的手段又十分原始.为了抬高基 数,地方有许多高招.比如,一个 企业原来承包了,税补交已经减 免,现在叫他交税,把基数抬高, 交了以后再私下返还.再比如,把 死欠,积欠当基数.什么叫死欠, 就是企业已经倒闭了,从来没有交 过税,现在通过转账或者从银行借 款缴税,这样把基数抬高了.还有 就是寅吃卯粮,收过头税,把明年 的税在今年收了,把基数抬得很 高.做这件事很不容易,一要财政 厅出主意,二要省长,市长批准, 三要银行拿钱,四是企业肯背债, 只有各个关节打通才行.
朱镕基对此事非常生气,他认 为.这种事情省市长做不出来,只 有财政厅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 他在某省指着财政厅厅长说:"请 你向你的部下约法三章,千万别出 馊主意,别弄虚作假;大家规规矩 矩,实事求是.你只要真正增收 了,我一定退回去,一定给大家减 免基数或者减免递增比例,能够减 掉多少,要看能收多少.如果你搞 过头税,把明年的税拿到今年收 了,到那时,我不但不能返还,我 还要查税票,只要查出,必须撤几 个人,甚至刑事处分.但是,你收 死欠是可以的,把十几年欠的税都 收了好呀.因为是以前欠的,不能 作为基数返还."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被浙 江省财政厅厅长道出,那就是改革 开放以来,长期实行减税让利政策, 社会上积蓄的税源比较丰富,所以 只要依法征税,税收增长比例高于 正常年份的水平是不足为怪的.
确实,从1993年下半年,地 方各级领导都在抓经济,经济上去 才能保证税收,甚至出现财政给税 务钱让他们抓税收.

 

300亿预算缺口的出路
如何解决1994年中央财政约 300亿元预算缺口的问题,成为分 税制第一年的最大问题.300亿元 是什么 财政部经过测算,发现 1993年财政新增的900多亿元收 入中,中央要返还地方的基数所占 比例过大,中央净得收人的比重达 不到预定要求,如果都返还给地方, 1994年的财政预算将有300亿窟窿. 初步估计要调减约300亿元对地 方的返还基数,约占增收总额的1/3左右.只有通过检查核实认定 后才能确定.但是,大检查组从 年初到4月底陆续回来,都未能 发现有虚增,此时,300亿元成 了1994年预算执行中令人头疼的 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财政部 先后拿出三套解决300亿元的方 案,一是税收增长与各地方GDP增长率挂钩;二是把300 亿元按照各省的基数增长率进行 相应的抵扣;三是向前看,承认地 方上报的1993年基数,在此基础 上增长16%.
1994年7月13日-15日,财 政部在北京刚刚建好的德宝饭店召 开了京,沪,浙,苏,辽,鄂, 粤,滇,黑,陕和大连等11个省 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座谈 会.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主持 会议,刘仲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 告,提出了解决返还基数过大的难 题,也就是说,这300亿元窟窿该 怎么办.他请大家集思广益,研究 解决办法.
浙江财政厅厅长发言,认为财 政部对各省市实施扣减基数的办法 似乎缺乏依据,认为财政部通过对 各省两税增收目标来解决,是一个 同心同德向前看的好办法.
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省 等代表一致同意浙江财政厅的意 见.
至于如何下达中央"两税"增 长指标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与各省GDP增长比例挂钧; 另一种是与各省1993年"两税" 增长幅度挂钩.第一种意见,由于 GDP本身有水分,如一挂钩GDP 的绝对额将会出现"缩水"问题, 可能会在国外产生我国国民经济搞 不上去的感觉,其副作用太大,特 别是与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 要求大相径庭,财政部门自身政治 风险实在太大.第二种意见大家认 为较为合理,1993年得益多的省 市增幅相对高一点,应该多承担把 财政收入蛋糕做大的任务,对中央 多贡献一点.
会议期间,刘仲藜,金人庆等 部领导和主持国税总局工作的项怀 诚同志将座谈会的要求向国务院领 导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原则同意 了大家的意见.经过1994年8月 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10月的广 东中山全国预算座谈会和12月的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不断充实和调 整,形成了四条意见:
第一,全国以1993年当年"两税"增幅的1/3即16%为目标,各省以本省上年增幅的1/3为目标.第二,完不成"两税"增收任务的省市以地方收入赔补,完不成上年基数的要扣减返还基数.第三,凡 完成"两税"增长目标的地区,中央对其税收返还基数按当年本地区"两税"增长率的1:0.3返还.凡"两税"收入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区,其超过部分给予一次性奖励,返还系数由1:0.3提高为1:0.6.第四,1:0.3返还系数不再与全国平均"两税"增长水平挂钩,而与本省上划"两税"增长挂钩.
这一决定的效果在后来显示出来.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说,如果当年真的动手挤于水分,削减各省返还基数300亿元,那么就不可能有1994年至1997年每年1000多亿元税收的增收,国家财政乃至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将是另一副面孔.

 

结语:

2003年8月份,在河北涿球州召开分税制十年的座谈会 上;多数专家们认为,1994年一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 长17.5%,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性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019亿元,是1995年 的8.6倍,年均增长36%,没有分税制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但是专家还认为,这个体制先天的不足,以及后来运行中出现的 新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在总结分税制改革时,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直面对待运行中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因此,深化及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便是理论专家及财税工作者当前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的研究及解决的课题.

dahuang: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其格局肇造于 1994 年。1994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对内，分
税制开始施行；对外，人民币一次性深贬。这两件事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走向的决定
性影响，到现在也没有被充分估计。

 

说来也简单，分别对应财政和就业。中央财政在九十年代初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个
标准的末世之相。通过分税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得到了调整，“两个
比重”逐年改善，从而有财力在 90 年代末大兴基础设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奠基，
以及胡温执政以来的大规模城乡利益调整。调整汇率的着眼点首先在于就业，在国
内的产业结构无法为超量劳动力提供就业的背景下，把眼光转向国外，通过贬值，
使劳动力价格的压倒性优势得以充分显现。这个“大象跳进澡盆”的效应是很恐怖
的，东南亚国家迅速溃不成军，资本和产业的流向发生决定性转移。

这两个政策的深远性在于，它们不但解决了当时的暂时性问题，而且为解决长期的
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政策空间。它们的交汇点，在于经济的重工业化和产业的全面升
级，而这是当前和未来十年的经济主轴。完善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充足的
资本、缓和的社会关系，这些特征是东亚成功故事的共同点。现在这些都已经存在，
而在 1994 年，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朱镕基在 1994 年副总理任上做出了如
此有前瞻性的重大政策变革，不能不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因为我发现这种东西非常无聊，流水帐又重复劳动．所以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写了．这是我1月１２日考完金融学以后写的东西，贴在这里，算对的起自己的劳动

2006年7月5日下午-8日
    小睡了5个小时。4日苦战一晚完成论文任务的我立即开始整理行囊。打开邮箱，发现
英国的大Baz已经在琅帕拉邦催我了。还等什么呢。和本科的室友吃完了午饭权做饯行。
本次旅途的旅伴――02的付娆（蚂蚁）则是在这搬离宿舍的本科最后一天开始她的出国行
程。匆匆商定。塞满我的70L大包。还是发现不够装。当我以后背包前书包外加一个三脚
架出现在北京西站的时候，蚂蚁看的眼睛都要掉下来了……
　　北京到昆明的车实在是慢……整整迟了5个小时然而因为阴雨和行车区间多为夜晚，
沿途的景色并没有带来其他的补偿。终于在一个阴天的下午到达了昆明。龙芳芳师姐(br
okenwing)来接站。她显得很朴实。旋即住进了Baz强烈推荐的驼峰国际青年旅社。25RMB
/晚。后来才知道这在西南地区是相当有名的Guesthouse了。
　　傍晚领教了云南的美味――实在是价廉物美。6RMB一碗的过桥米线实在是余味三月。
这种感觉知道到了越南以后才得以重逢。一直在下雨，没能看到高原春城阳光明媚的一面
。只是看到了新建的商业区旁边即将拆迁的老木房子。泥泞的街道，略带有敌意的人们―
―不少是机械厂鞋厂的下岗职工。中国的这一幕看来所有城市都不能幸免。
　　晚上开始勤奋的看Lonely Planet Laos（委托西贡朋友带来的越南版盗版）。勤奋的
蚂蚁居然要我看完以后给她简述老挝历史。于是只好遵命投入到澜沧王国的复杂历史中去
。这时候来了个保加利亚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follow me, Laos is not good,
repeat, again...”Luang Prabang最多2天，万象嘛，10分钟就可以结束旅途了……难道
我们的前方就是那么不堪吗？心中笼罩了阴影。

8-10日凌晨　进入老挝
　　8日下午我们按时会合到达了昆明火车站边上的某汽车站。那里有中国老挝国际大巴
。我们三人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Luang Prabang。这样，老挝境内的停留点大大减少――
张小天当年去的时候，在北部的山峦中折转了几个小镇。这固然增加了方便，然而也少了
很多乐趣――在我们行进在Luang Prabang以南的崇山峻岭中时，才感觉到之前错过了如
此多美丽的景色。9日的中午，终于平生第一次到了中国的国门－磨憨。游客很少――只
有我们3个中国学生。以至于边防武警的眼光非常的惊奇。中国政府仍然实际上在限制自
己的国民走出自己的国家。国际健康证恰恰是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民设立的一个屏障―
―或者说是为某些部门提供的权利寻租机会――靠这个小本这些部门就能创收百万。
　　由于很喜欢收集纸币。于是在磨憨迫不及待的兑换了不少老挝基普(Kip)。以前在北
京的邮票市场上曾经收集过一些10,50,100Kip的便宜小票――长的象我国粮票的那种社会
主义风格的小钱。时过变迁，通货膨胀已经使得我换的最小面额就是1000kip――老挝货
币居然还在升值之中，当时是1280kip=1RMB,大约10200Kip=1USD。老挝人似乎很友善。国
际班车的司机是接触到的第一位老挝人，总是很友好的微笑。面孔也非常漂亮。据说是属
于Thai系里面比较漂亮的那一支。
　　在边界等了许久才过关。磨憨显然是中国政府刻意塑造的形象小镇。以“靓丽”瓷砖
砌出来的小洋楼一栋接着一栋，一直延伸出中国的边界哨岗。公路绝对是高等级――以彰
显崛起的中国的强盛。进入老挝境内。的确发现了张小天之前跟我说的“中国60-70年代
农场平房”那样的海关和哨所。老挝人虽然和蔼，老挝官员可官僚习性成风，军人穿着的
毛虫式绿色的苏联集团式军装（每个人的胸前都有黄色的绶带，仿佛军礼服似的）也有点
让人恐惧。一窝蜂中国小商人涌上三四个窗口，伺候着这些边界官员们。我还算顺利的过
了进关手续。Brokenwing师姐就比较倒霉。因为老实，她把自己的健康证（一个黄本和一
个红本）送到小窗口里，于是就被逮上了。非说有问题如何如何……我发现说这些国外官
员就是欺负说汉语的老百姓。于是就一律采用英语厉声斥问。最后交了6000kip不了了之
。
　　经历了这不愉快的一幕，再深入老挝，公路“相当的好”。于是以为大可放心。趁着
最后的信号给老爸发了个短信“已进入老挝，一切都好”。谁料一到一个正式的小镇Bot
en。经过短暂停留重新启程时，才发现进入了一个烂泥路。国际大巴在宽度几乎等同于车
宽的dirt road上一脚深一脚浅的爬行――事后才知道，Boten北边是中国政府援助修的连
接磨憨和Boten的柏油路，南边则是老挝最糟糕的一段绕山路。很快，麻烦来了。我们的
车陷入了一个大泥坑。在那里，眼巴巴的等着老挝有关部门慢腾腾的运来泥土填补路坑―
―OMG，中国人着急的不行，老挝人好象从来都不担心。在停留的4个小时里，来来往往的
老挝人非常好奇的看着这一幕，谁也没有想半点办法。最后是一个路过的卡车非常好心的
接受了中国车主的2万kip，轻松一拉，解决了问题。在停留的若干小时里。偶然发现了3
0年前遗留到现在的炸弹坑以及废弃的军车和坦克履带――全都是美国人的杰作。
　　车在山路中蜿蜒盘旋。时不时山路的转弯处会出现用木头支撑的草屋，路边是不是走
着围着靓丽然而肮脏的围裙的少数民族――根据LP，这些是老挝北部山岭中的所谓山地傣
――老挝政府把他们归入三个老族中的山地的那支。天真的，有时是裸体的小男孩看到我
们的大巴都会欢呼雀跃的跟车招手，可爱之状难以用语言描绘。
　　蒙蒙中暮色落下。在会晒(Huay Xia,也叫U Dong Xia，乌东晒)停留晚饭。取出菜单
。我以为是中国人开的饭店，价格应该高昂――和车主商量好的么。于是自以为聪明的换
了另一家。这才发现不是国内常见的车主合谋使得饭店价高。而是老挝全国物价就是相当
的高――所谓“国穷民富（不如说价高）”实在名不虚传。省了又省。以每人折合8元RM
B的价格解决了晚饭。

　　7月10日凌晨一点（老挝时间，其实是北京时间２点），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琅帕拉邦(Luang Prabang，中文名常用龙坡邦，老挝语应该叫龙法邦 Luong PhaBang)。
不要忘记。这正是世界杯决赛的进行时！我原来以为这遍布Guesthouse的“国际化程度（
以任一时点上外国人/本国人比例计算）”高于上海的老挝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ShowCa
se能看到万人空巷齐聚某广场前的大屏幕电视共同为法国或为意大利欢呼的激动场面。谁
想下车时只面对着一个沉睡的小镇！没有人关注世界杯！一点电视的些微的球赛声音也没
有！太不可思议了！不是说来这里的都是欧洲人吗？欧洲人难道不为足球疯狂吗！只有我
们！我们三个，三个吃力的背着大包，撑着雨伞的中国学生，在一条沉睡的，带着阵阵寒
意的无人道路上前进――而这条道路通往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能知道的只是这是在Lua
ng Prabang 的郊区！绝少有车。路过越南的领事馆，稍微抬头，看到里面发出点暖暖的
灯光――在雾气环绕的凉雨季里看到灯光是很特别的感觉，很久没有这种有点陌生的感觉
了。

　　终于路过了两辆Tuk Tuk（就是前面摩托后面是个类似中国小货车的带盖小车）。开
价3个人2万。想还价。车主一脸无奈：小姐先生，现在接近2点了……
　　行进过了一个夜色中好象是国家地理里看过的那个皇宫围墙般的矮墙，找到了那个G
H（事后回忆，这就是Luang Prabang主街西刹万文（国王）大街）。真不巧，brokenwin
g寻找的这家GH大门紧锁，喊门都没人应。司机跟我们说：我亲戚有一家，不妨去看看…
…看就去看吧。好歹也2点了，要宰就宰一次好了。于是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宁静的小巷子
里。很和气的伙计把我们迎进去。妈呀！世界杯正在进行时！终于在老挝等到本土知音了
！――他就是Viradessa GH的店主！房间其实很让我满意。非常宽阔的三人间，衣柜，篮
子，垃圾筒都是手工用芦苇草编制的老挝本土制造，价格不过7美圆，大大低于预期！二
话没说先上去看决赛。店主先生居然非常友好的让我躺在那躺的沙发上观看！问了国籍以
后还特意从泰国台切换到中央台～感激哦！
　　齐达内令人震惊的告别演出结束时已经近4点。回到房间洗漱完毕。外面的雨声淅淅
沥沥。窗户边的龟背竹在雨水中沐浴的一尘不染，随着雨点不住的摇头……这回是个什么
样的城市？　期待着答案

看了围绕摄影家李振盛的十万文革照片找寻当年人物的文革四十年之目证人NHK记录片.确实不错!  可以访问 http://lib.verycd.com/2006/04/05/0000097387.html 

 

 

 

 

 

看了两部NHK记录片: 先是颜色革命的背后, 后是普京式资本主义.

 

先是颜色革命的背后. 虽然以前早知道美国的支持作用,但还真是没想到是一手策划到这个地步. 塞尔维亚, 格鲁吉亚, 乌克兰和吉尔吉斯. 不能不感叹美国整个操作手法的老练. 话说回来, 这几个国家革命的作用还不能算一回事情. 我最同情塞尔维亚革命, 推翻MILOSEVIC这个靠民族主义和战争鼓动起家的政权的确民心所向(从学生带头人最后的归宿也可以看出塞尔维亚相对正常, 该国学生领导人现在是咖啡店老板, 而格鲁吉亚的那位成了总统第一顾问). 但之后的三个国家,今天看来,就没那么邪正分明. 其中最看不惯的,当属格鲁吉亚的那位. 格鲁吉亚发生革命/政变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想到. 因为在我印象里, 的确是谢瓦尔德内泽这个手段老练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平定了格鲁吉亚十年的动荡,逐渐让格鲁吉亚经济开始恢复. 脑袋还清楚的人, 基本上找不出老谢在执政上哪出了问题,惹毛了老美一脚轰他下台, 想来想去, 恐怕只有格鲁吉亚境内的俄军基地, 大概老谢赶苏反俄不够利索, 老美看了不舒服,干脆换上一个十足的傀儡奴才, 用起来更舒服一些. 就那位新总统,自从他上台我就没看过什么让人舒服的消息, 此人美国律师出身, 喜好奢华, 经常搞一些严于待人宽于律己的惊人之举以彰显自己的领导力 (披露半夜视察军营把士兵折腾个半死).说实话,我一点看不出和老谢相比,此人民主在哪里, 素质高在哪里, 对该国民生经济有什么好处.

 

至于之后着力关注的俄罗斯的那群学生,我看未来十年内没什么好日子过. 普京式的资本主义强国梦,借着能源价格这几年的强势, 很风光. 民众是拥护的, 政府是有钱的, 纳索尔(新共青团)是煽动的, 你那几个小P孩能蹦达到哪去?! 个人还是蛮同情那些整天举着标语兴冲冲要打倒PUTIN的学生的. 而那些整天在东欧独联体窜来窜去的不务正业的学生组织,除了美国式的口号,还会什么? 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民生做过客观的分析么? 把一切经济难题归罪于政府的"DICTATORSHIP", 纯粹无知. (其实他们自己也有所感知, 吉尔吉斯那位自己说:"对BUSH我的感情比较复杂").

 

后面那部普京式资本主义的片子,拍的也不错. 客观的反映了普京的手腕. 普京经济手腕的直白,令人惊讶.个人认为他倒真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要国家强大的领袖人物--我看他08年以后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再做稳至少1-2届. 最近国内针对中国当前的诸如内部消费不足经济结构困境, 散布了一些相当NAIVE的所谓中俄对比的文章, 大概意思是把俄罗斯90年代初的激进变革与现在俄罗斯不错的处境联系起来. 我看这些写手应该仔细看看NHK这个片子, 明白一下自己糊涂的大脑. 中国经济结果问题不假, 俄罗斯不太存在类似中国的这个病症也对, 但俄罗斯的今天再崛起和90年代初那个自毁长城的改革可以说没有半点关系. 普京政府的一大方向,就是把寡头占据的资产再统统收回来, 把叶利钦时代国外资本借机签定的协议一一规避乃至直接撕毁(萨哈林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BTW, 叶时代签署的那些协议, 当年的俄罗斯政府实在是签的如此莫名其妙, 真是惊讶于他们敢签这种"卖国"合同).

 

从生产的产品结构, 出口结构来说,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仍然是相对脆弱的. 能源仍然占了很大的一块. 不过我以为,在当前的处境下, 普京政府的手段政策还是可圈可点. 一手通过市场竞争加速国内其他产业如汽车工业的更新成长, 一手通过收购手段把自己的能源工业转化为一种具有谈判权的工具, 确实是高明的谋略安排. 渗透到欧洲的能源零售市场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这一招确实是高, 只是不知道欧洲各国会不会做一些反措施就是了. 而更大胆的推进卢布作为国际能源结算货币的绝招, 前途依然未卜. 另外,俄罗斯的资产泡沫, 控制的不好的话, 也要出问题.

 

从社会措施上来说, 普京的鼓动民族主义来达到"爱国效果"的手法,从效果上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把控, 使之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变成排外风潮. 俄罗斯历来仇外, 近来经济成长, 排外风潮反而越远越烈. 希望天朝一学习点俄国,别老把国外资本当成大爷, 另一方面也保障点吾国小民在俄正常商业利益, 所谓"中俄友谊", 别把它就当真的咯.

 

这几日下了几部NHK记录片来看.其中一部"劳而固穷-日本的穷劳族".确实有点震惊. 1/4-1/3的劳动力变成非正式劳动力,对于一个曾以终身雇佣,一亿总中流闻名于世的半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实在是当年辉煌时代无法想象的. 而其中不少家庭在顶峰时代(按正常经济算,跑摸经济以前,1985年左右)与今日情况之对照,实在是令人感慨.其中诸多残败家庭,并非那种自我堕落在外自我流浪的年轻人,而是努力不断然而却无机会的人.考虑到日本的物价情况,其中人物的收入剧降和挣扎,可谓触目惊心. (以日本的物价,一个月营业收入惨淡到不足1万日圆,是什么概念?!)

 

日本体制的崩坏,内外因都有.泡沫经济的透支, 使日本社会付出极大代价. 为银行的坏帐买单, 相应的大量社会机构的改革, 以及社会福利的削减,不能不说对日本二战以后形成的独特体制的瓦解,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片中那位老人的医疗费用即将有更大的份额提高,不得不让人想起了小泉的新自由主义主义指导方向的削减福利改革. 文中的一些话, "一些人通过赌博式的金融游戏获得惊人收入,而很多人反复努力,却无法摆脱穷困境地","过去日本是一个只要努力工作就必定有回报的社会,现在却不是这样了,那些穷劳族,被认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任","这不是逼穷人早死么?!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大约指老人的父辈的30年代),没想到现在也这样了......"

 

从评论家的反应来看,日本的学者大部分还是不赞同小泉开始的放任市场的改革方向的. 其中的男性老学者可以看出是受到马克思派经济学影响的日本左派经济学家(这派经济学家在日本所占比例很大约达一半左右,是盎格鲁-美利坚学界所无法想象的), 女性社会学家强调目前这种经济冲击态势和社会保障改革步骤对社会凝聚, 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尊严的损害, 最"右"的那位前大藏省年轻官员也认为那种认为政府什么都不要管的解决方法无法接受.

 

原文前半部分在说美国得以优秀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是在于民众的普遍参与行为--无论在政治行动还是消费行为上,以及心理上.

后半部分对美国的几个担忧,其实也是对的.不象你说的那样.我猜你是对美国存有幻想,先入为主.
譬如谈到孤立主义, 昨天看了那个搞笑片Borat,里面途径的那几个基督州,真的是应该叫JesusLand.种族主义,心智片面的让人发指(当然也许Borat就是要找最蠢的美国中部农民给我们看);

再谈到你说的那几个欧洲国家,提醒一下,北欧几个国家至今不倒,真的是因为他们在高福利基础上技术的突飞猛进, 说高福利养懒汉的情况, 在北欧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应该是德国). 俄罗斯和欧洲简直没法比.一句话,太差了,现在就靠着石油天然气吃饭,经济结构和第三世界没什么区别.人懒到极点,看不顺眼就拿中国商人和农民开刀.

开不开放移民,和国家大小,原本的种族血统有很大联系.除了移民国家,任何一个有主体民族及对应主体民族意识的国家都不会大规模放开非本血统的人进来. 英国曾经对加勒比和印巴网开一面,现在社会问题很多.大部分国家是准许本国主民族血统的人移民"回来", 比如俄罗斯,以色列,哈萨克,匈牙利等.

西欧哪是什么重商主义浓厚, 重商主义公认最浓的是东亚.伟大的狂收绿票子的党国,堪称现代重商主义之典范.不过咱们国家,只学了敛美刀之一招,另一招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倒进展不是很顺利.美国的优势,在于世界货币制度是不公平的,偏向他的. 重要商品都是美圆计价,他美国从中赚的便宜,大了.

我所不赞同的是结尾对里根政府的称赞.自由贸易其实美国二战以后一直是致力其中的的.努力建立的,是在多边安排下的一种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只不过里根以来,美国的自由贸易,逐渐从比较正常的"互换型",变成赤字型. 而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招,是美国开始依赖于赤字.这种其实是不可延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致持续了20多年.在克林顿时期有所好转,到小布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先是日本,然后是东亚几个国家,再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建立商品换美债的国际经济模式. 而这又和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积聚扩大有关(谢其中提到基金经理等金领报酬积聚上涨,上涨的背后,是少数富人的巨额资产管理,跟滚雪球一样扩大,否则这些财富的管理者的报酬从哪里来).

 

 

甲东给我推荐这个片子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所谓动作大片，不想浪费时间。后来给我一加解释，才大有兴趣。今天看完，只怨哪个香港人，给了个这么庸俗的名字！还是直译，《别人的生活》。多好！

 

此片类似《再见列宁》，讲的都是那个柏林墙行将倒塌的前5年的事情（然而今人需要明白，直到1988年底，东德和西德的百姓，都认为自己这辈子大概是看不到勃兰登堡门的重新开放的）。剧中的男二号，一个“伪装的很深”，带着那么点复杂心情的善良人物，在甜头和苦闷中，过着典型的未与DDR决裂的民德文艺知识分子的生活；女主角（配角？）美丽到极点，却因为这个惹上了国家文艺部长的色心；而本剧的男一号，HGW XX/7“史塔西”特工--在这个社会中，为机器服务的原子，都被缩略成这种无生命的计算机式代号，却逐渐以以种东德特有的方式，带着国家委任的任务（或其实乃是国家和文艺部长的双重公私夹杂的任务），深深得又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卷入那位文艺作家的生活——以体察最隐秘隐私的方式。

 

从表达主题来说，该篇和再见列宁，绝非那种冷战宣传似的黑白两面的令人生厌的教条。它刻画了一种介于黑白两对立面之间的道德灰色地带。有个朋友评论的不错，每个人都不是绝对正义的，每个人，都可能卷入那个今天已经被定在历史否定面的东德国家机器里，同时又都在以或多或少的“反体制”的形式，保护着可能受到机器压迫的个体。威斯勒--就是那位冷竣的，自始自终只在女主角的被审讯时因为内心潜藏的爱意而做出些微抚慰性微笑的HGW XX/7，自然不用说，国家特殊部门的老手，窃听专家，审讯绝对精神上达到残忍，却为了自己同情的监视对象逐渐手下留情，乃至最后不惜以自己的事业牺牲换取对方的安全（当然这个事业上的代价也没持续半年就随着DDR的结束而结束了，但事后也不过是个新社会底层的邮递员）；女主角，最后也出卖了自己的丈夫----不得不出卖，我相信在那个情景下，没有人能够有多少大义凛然的“正义”，何况这种正义本身在那个社会里已经模糊；那个全剧最大反面角色DDR国家文艺部长，处于自己的私心，还能说出句“无论如何，放她（女主角）出来”的人话；文艺作家呢，其实在他因为好友自杀而“猛醒”之前，不也是一种模糊状态吗？ 人性，就是人性，是这类东德题材影片的最大看点。人性绝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剧中结尾的那个社会的贡献，只能说，在这个联邦德国，这方面因为对私生活没有强行的日常行政干涉而较全保存，但倘若要选择，看看那个被窃听线布满，张裂的完全不副存在个人空间的“东德的‘发达’社会主义”，我们也一定会和剧作家对文艺部长所说的：幸好民德已经永远不再存在了……

 

故事最后也很让人想象. 那位作家,以一种很大胆--也很不确定--不知道那位恩人能否有机会看到的方式 来回报这位前国安好人. 献给HGW XX/7的诗集, 计算机代码,也因此有了活力.

 

 

 

 

 

 

 

 

 

 

我也站出来再说两句


鸵鸟出来投诉．其实和我前面的抱怨，个人猜度有联系．

RG，当年我们希望他保留下来，就是有一个一塌糊涂的交流，讨论的民主氛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原来的稍显天真的气氛中加以引入深入的反思，以及理论的提高．这就是为什么KGB兄加入的时候，我们欢欣鼓舞的原因．记得1年半多前见到K君时，他也力图表达这种意思：希望能在国内引入诸如现代汉学的讨论，使得久已落后的国内思想，得到提升．另外K兄有消息资源，我们也希望能让自己耳目一新．

但说实话，K兄虽然曾经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后来的表现，不说满足大家什么好奇心或求知欲，连离他自己先前的提升国内水平的愿望，恐怕是越走越远．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打着幽默的旗号，标题党的风格，再靠着＂物理学家需要和小学生对话吗－－不用！＂的理论基础，KGB的回帖，多半简单用以他那个西式网络英语，夹杂若干性用语的简单否定，耻笑回复．而且最让人不可忍受的是，几乎不给任何解释．并且再贴上一个标签：你这个人水平，次的不足以让我这个精英分子给你浪费时间．我个人猜度他已经如火纯青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看都不要看，直接回you are fundamentally wrong！多省事，多伟大，多精英！

可惜的是，虽然这种态度可以省略一些确实无需回复的fq帖子，但许多时候是一种荒谬．以最近的lihlii为例子．我虽然向来对l的阴谋论不以为然，但至少这次Ｌ举中国的传统＂不是集体主义＂，是认真的和有一定论据的．哈，他KGB居然把L的原意歪曲成L在＂解构＂这个概念，说直白些，在KGB的回帖中，L居然成了一个偷换＂集体主义＂概念，玩文字游戏的人．可惜，到底L是在否定中国古代是＂集体主义传统＂这个说法，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重新定义＂集体主义＂为一种＂个体行动的结果＂再安到中国古代上，有点脑子的又看完了全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本来也是对事不对人．没想到KGB把事情做的这么过分，我也不得不在这里站出来说两句．

最后，其实都这么久经论场，谁是什么个political态度，你我也已经心知肚明．我劝某些朋友，不是自己的同路人，就不要还或伪装或自欺，维持那自我欺骗的兄弟关系．人家到底是我党第八代核心，还是具有多少资源的内部开明力量，与你与我，都没什么关系．

Jackson是典型的怀有美国建国初期的那种＂小农＇公平＇竞争＂的领导人．其思想类似于更早年的杰佛逊．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任何可能由于经济集中导致的控制力，认为竞争一定能带来好结果．

他们把这种思想放到了金融领域，其主张就变成了，反对中央银行制度．而与之相对立的由联邦党人延传下来的思想，则倾向于中央银行．

于是，正是在杰克逊总统的捣鼓下，原本运营良好的美国第二中央银行在到了它的营业执照期限时候，死活就不给它续执照了．于是美国第二银行就蜕化成了一个宾州的规模不大的银行．而原先在美国第二银行在世的时候的竞争性纸币通过自然的历年淘汰形成的集中局面（美国第二银行的纸币已经占了流通的一半）被人为打散，从而使得纸币流通再进入战国时代．而在私人银行发行纸币的年代，倘若银行倒台，那持有该银行纸币的所有者自然就倒霉了．恰恰那个时候美国大规模开发土地，投机生意从土地到棉花一笔接一笔，银行的设立和破产真是那个此起彼伏啊．连那个美国第二银行被终止特权（大概记得当时除了该银行以外所有银行只能在本州营业，国民银行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以后蜕化的州立银行，也在一场棉花投机中倒闭．　这种金融的混乱状况，必然使得金融渠道混乱，别的不说，在融资过程由此增加的成本，就可想而知．其实，美国19世纪早中期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教训，那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必须在金融领域，需要有规模效应的金融业作为支持．而处于理想主义的理念－－譬如Jefferson, Jackson的小农竞争思想，是不太能适应这种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　从历史上来看，即便在英国，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仍然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而欧洲大陆国家，中央银行从来都是一开始就设立．　

弗里德曼这个人，十分有趣，他其他地方都主张竞争，认为竞争能成为驱动力，但在货币发行上，恰恰是主张＂英明＂的中央银行制度．当然，他的英明标准，就是中央银行以一定稳定的速率（确切的说最好和所谓实际生产的增长相匹配）增长货币存量．其人对Benjamin Strong欣赏有加，也是一个例子．（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他似乎对60年代的巴西青睐有加，那时的巴西，虽然货币增长速度很快，但因为稳定，也被Friedman以＂英明的巴西人民用指数化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为理由表扬了一通）．其理由，自然是说货币的稳定（增长）可以不影响相对价格，云云．这是货币主义的大众版本．　

但研究生的同学肯定都还知道佛里德曼的最优货币量的说法，他居然认为名义货币最优增长率为0！至于这个怎么和他的大众版本结合起来，我还没弄太清楚．　但无论如何，他的主张和哈耶克的货币学说，那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哈耶克的主张，恰恰和杰佛逊杰克逊的主张不谋而合，即一相情愿的认为，竞争带来好处的道理，在货币领域也成立，是为＂自由银行学说＂．然而其实施，相对顺利的，大概只有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顺便再提两句Friedman的最优币量学说．他在60年代推导的时候，用的是有点别扭的效用理论（我不是说效用理论别扭，而是说他那个效用递减学说在货币上的应用，就让人觉的有什么地方不对，若不信，可翻看他的学说）．到后来，又用优化数学方法，进行了形式化（研一上的时候我们花的一个很大工夫，就是非要从那个带约束优化问题中折腾出所谓econmomic sense出来）．我个人是不赞同这种看待货币的角度的，我个人更倾向于从循环的角度来看待货币．

即便发生了那样的变故. 冰点的报道依然不错.

 

黄金时代的尴尬好人
　　
　　                        ――专访贾樟柯
　　
　　                            2007-01-10
　　
　　                         本报记者 徐百柯
　　
　　
　　2006年9月，贾樟柯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
　　
　　过去的一年里，36岁的导演贾樟柯起码有两次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去年9月，他凭借电影《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年末，《三峡好人》与张艺谋执导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随即贾樟柯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爆发论战。
　　
　　近日，贾樟柯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希望以更加严肃的讨论表达其立场。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 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 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 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 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 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 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 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 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 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 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 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 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 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 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 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 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 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 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 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 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 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 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 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 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 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 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 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 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 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统计，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记：你觉得这几位导演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吗？
　　
　　贾：我觉得有必然性。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 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每个人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 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当批评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导演的批评到来的时候，把它看作是“说同行的坏话”。他把正常的探讨上升到了说我 “不地道”，这种讨论已经完全不对位了，所以我不再回应。
　　
　　张伟平给我回应的五点，我看完也不想再回应。我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一个电影人，但他的回应里面，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富人。他说我有“仇富”心态。那么当然，我这些电影上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跟一个富人分享了。我们可以谈谈高尔夫，谈谈品牌，我跟他谈电影干嘛呀？我对他的回应非常失望。
　　
　　记：你有没有一种尴尬，因为你的很多发言，是被放在娱乐版上进行表述和报道的？
　　
　　贾：所以我今天专门与“冰点”谈，离开娱乐，在另一个平台用另一种语调来进行讨论。可能受众面积会缩小，但这个讨论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个社会有许多既成事实是残酷的，就好像谈到文化价值，《黄土地》当时的观众有10万人吗？我怀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用行为艺术阻击大片
　　
　　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 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 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 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 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 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 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 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
　　
　　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 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 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 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 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 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 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 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 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 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 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 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 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 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刊于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那个什么什么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弄的差不多了～　可以看看带回来的书了

昨天傍晚正忙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项目搞的混天黑地. 突然接到一个无号码的电话, blablabla上来一通英文. 总算弄明白雷曼兄弟真的给offer了. 而所在部门就是我第一次希里糊涂电话面试时候随口说的high yield部门...

有时候, 事情来的就是那么偶然.

6月11日实习开始. 10周. 看起来8月20日结束... 真够长的.

"推动现代化最失败者,则数那些过分低估本身落后所造成的限制的国家.它们技术落后,经验不足;技术人才,行政人员,经济专家都缺乏;人口大多为文盲,对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方案既不熟悉又无回应. 理想定的越高,失败相对越惨,某些国家好高务远之极, 定下的目标连发达国家都难以达到... 与苏丹同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先获得独立的加纳,便在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下,企图建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而浪掷了自己累计的2亿美圆家底(来自高涨的可可价格和战时收益, 这个数字,甚至比独立印度的英镑库存还高)...到1972年,加纳的鸿图完全失败, 这个小小国度内的工业,仅能靠各种保护收复而苟存.黑市经济盛行,贪污腐败泛滥,一发不可收拾...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被日后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推翻,这个国家随之继续朝幻灭路上走去, 途中只见此起彼落,家常便饭的军人上台下台, 偶有文人政府昙花一现,点缀其间